商业银行法、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《贷款通则》以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《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》《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》《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》等一系列规定都确定了银行贷款以提供担保为原则，以信用贷款为例外的规则。因此，商业银行在受理贷款申请时一般会要求借款人提供相应担保。一些不符合条件的借款人通常会先骗取第三人为其提供担保，进而取得银行信任，获取银行贷款。在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况下，骗取他人提供担保后又获取银行贷款的行为，会出现此罪还是彼罪的争议，即应认定为贷款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存在争议。而对于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骗取贷款行为，则涉及到罪与非罪的问题。
无论是刑法学界还是民法学界，对此均有不同观点。有观点认为，担保合同是担保人受行为人欺骗所致，合同应无效，因此实际被害人是银行，行为人构成犯罪。相反观点却认为，从合同效力分析角度入手，担保合同真实有效，银行可以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，应将案件作为行为人与担保人之间的民事案件予以处理。另有观点认为，应当依据最终损失方是银行还是担保人来确定行为的性质。还有观点则认为，在担保人履行担保义务后，虽然银行没有损失，但给担保人造成了损失，属于刑法规定的“其他严重情节”。
上述观点尽管结论不同，但都是以民事责任或民事合同的效力来倒推刑事责任。对此，笔者并不认同。刑法和民法在立法价值和功能上都独具特性，刑事案件的处理不影响民事案件中对合同效力的认定。一般情况下，只有在有确凿证据证明贷款人与借款人存在恶意串通，引诱担保人提供担保或损害相关权利人利益时，才可以确定合同无效。反之，不能根据民事关系来认定刑事责任。
要解决上述争议问题，笔者认为，必须从民事关系的藩篱中脱离出来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分析定性。在这类案件中，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在于获取银行贷款，客观上通过欺骗担保人为其提供担保从而骗取银行的信任，事实上其钱款也是从银行而非担保人处获得，从主客观一致的角度来看，其行为性质是骗取贷款的行为。至于是否符合骗取贷款罪中“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”的要件，不能从民事角度进行分析。即使担保人履行了担保义务，也只不过是银行通过民事救济途径挽回了损失或是转移了损失，而非没有损失。事实上，当行为人以欺骗的手段从银行获取贷款时，银行的资金安全已成为被侵害对象，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也已经遭到破坏。更何况，担保人的代偿行为是犯罪已经完成后由他人实施的、事后的行为，与行为人无关，担保人是否有能力或愿意履行担保责任偿还银行贷款，也是超出行为人预料范围之外的，不能影响对行为人行为的刑事评价。
总之，刑法上的损失与民法上的实际损失并非总是一致，如果唯最终损失论而不区分救济途径，则可能使定罪与否以及罪数、犯罪完成形态等完全取决于作为第三人的担保人的行为，而非依据行为人自身的行为认定。这将导致定罪的不确定和定罪标准的混乱，显然是不合理的。因此，在无法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况下，骗取他人担保后骗取银行贷款的行为，应当认定为骗取贷款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