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3年7月，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程某利用职务之便，为不符合退休条件的张某、沈某、马某等11人办理了退休手续。张某等11人从2003 年12月至2015年8月，非法领取工资，造成了63.2万元的经济损失。关于该案追诉时效如何起算，存在以下不同观点：一是认为应从刑法第89条第1款规定的“犯罪之日”，即2003年7月起计算；二是认为行为人滥用职权后，负有阻止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，其能履行该义务而不履行该义务，导致张某等11人非法领取退休工资的危害结果一直在持续，或者说行为人不作为持续存在，故追诉时效应从2015年8月案发时起算；三是认为追诉时效应从“危害结果发生之日”，即2003 年12月起算。
笔者认为，以上三种观点均不正确。理由如下：
一是滥用职权“行为发生之日”不能等同于“犯罪发生之日”。从法理上分析，刑法第89条第1款关于追诉时效起算点的“犯罪之日”是指行为具备犯罪构成要件之日。违法行为如果未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现实、紧迫的侵害或者威胁，不能认定为犯罪，更谈不上“犯罪之日”。法益侵害说认为，违法性的实质是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。德国学者李斯特认为，实质的违法性是指行为“对社会有害（反社会的或非社会的）”，是“侵害社会的举动”，是“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”。上述第一种观点单纯从形式上理解“犯罪行为发生之日”，是一种狭义的行为无价值论观点。这种观点在判断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、行为是否存在违法阻却事由时，最基本的是考虑行为是否侵害或者威胁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（即结果），行为本身即是违法性的根据。如果采用行为无价值论，一方面，会导致对公民行动自由的限制，另一方面，过分重视行为样态的反规范性，忽略了将法益侵害作为犯罪的本质内容。
在滥用职权犯罪的构成上，“致使公共财产、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”，是法定的必要条件。无此重大损失或者实害的发生，仅有滥用职权行为，不能以犯罪论处。如果将滥用职权“行为发生之日”简单等同于“犯罪发生之日”，就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。
二是结果持续型滥用职权罪既非继续犯又非连续犯。刑法第89条第1款规定，“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，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”。滥用职权行为已经结束，只是滥用职权的结果一直在持续，而继续犯要求实行行为与不法状态同时继续，因而此种行为并非继续犯。连续犯则要求行为人的每一次行为都必须单独构成犯罪。该案中，行为人的滥用职权行为，显然也不成立连续犯。
时效制度的理论根据之一是“人的可改造性和人的社会性”，认为人具有可改造性，因而追诉时效制度是对犯罪人自我改造效用的承认。刑事法律中规定追诉时效，是因为这一制度同样能够实现刑罚的特殊预防目的。若依据第二种观点，只要结果在持续，追诉时效起算点就将无限延长，即使20年以后案发，也应当从案发之日起算追诉时效，那么显然背离了追诉时效制度设立的初衷。
三是滥用职权罪是以给特定法益造成“重大损失”为犯罪成立要件的结果犯。我国刑法要求行为人的滥用职权行为必须造成“公共财产、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”的结果，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结果犯。结果持续型滥用职权犯罪中“严重危害结果”的出现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，如果单纯以危害结果发生之日作为追诉时效的起算点，就有悖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。因此，第三种观点片面解读了结果持续性滥用职权罪中的“危害结果”。
综上，笔者认为，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，必须坚持罪刑法定原则，同时结合法益侵害说及结果无价值论综合分析，将刑法第89条中的犯罪之日界定为“犯罪成立之日”较为妥当。犯罪成立之日，是指行为符合犯罪构成之日。不以法定危害结果为要件的犯罪，犯罪行为实施之日即犯罪之日；以特定危害结果出现为要件的犯罪，特定危害结果的发生之日才是犯罪之日。因此，在司法实践中，对于结果持续型滥用职权犯罪，在认定追诉时效起算时间时，合理的方法应当是，危害结果通过一定量的累计导致法定的“严重危害结果”，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时，该临界点即为追诉时效的起算点。具体到该案，应以滥用职权罪入罪标准的30万元直接经济损失出现之日为犯罪成立之日，并以此时间点作为该案追诉时效的起算点。
（作者单位：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检察院）